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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大沙漠中。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在后来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在国际方面，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林彪也没有号准脉。从1969年开始，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做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做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继续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十年二十年地拖下去。
曾经集中多时研究过游击战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游击战是万能的，它不是解决战争的最后手段。“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对庐山会议上被毛批判的错误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缓缓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的目光划过林彪的脸，林彪好像没有听见，仍不言语。
毛泽东提高嗓门说：“赫鲁晓夫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是他作为毛的接班人的资本。毛泽东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不仅林彪，就是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严重。
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放风”的习惯，其后如何，林彪越想越是可怕。
没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房间，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略感奇怪地望着林彪。他本来就身材瘦小，再一收缩，更是不成人形。
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不动声色，依然谈笑风生。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房间，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开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则生了一场大病，精神为之大衰。
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蒋介石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怆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之谊，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革”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口口声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
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蒋介石身体也一天不似一天，他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远在美国的尼克松，也为中国突然发生的变化忧起心来。尽管他不知道林彪摔死的事，但知道9月中旬以来，已经有五天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既没有在报纸上出现，也没在电视上露脸。
在最近这五天，机场关闭了，所有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都没有起飞。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发生了大事，军队已进入“一级战备”。最为明显的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被宣布取消了。
基辛格也十分担心。从报告的材料揣测，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随时将这些情况报告尼克松。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尼克松的心直往下沉。为了与中国打开关系，苦心策划了两年，难道又要出意外？总统深知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会随着领导人的更迭发生变化，对“铁幕”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尼克松情绪受到影响，那几天常常无故动怒。
9月21日，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作了接触，安排总统访华及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联系工作还在进行。这件事才使尼克松、基辛格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据沃尔特斯将军报告，黄镇的态度照样很爽快，这表明安排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
9月23日，尼克松对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称，他并不认为，中国突然发生的政治动荡会影响他去大陆旅行的计划。
再经过巴黎秘密渠道的磋商，到10月初，中国方面答复同意美方在10月5日公布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程。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蒋委员长”其实在1968年就注意到尼克松的“转向”。1967年10月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文章，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本来已难以视事的蒋介石几乎被击垮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英文版的《中国日报》，问沈剑虹看过没有。沈答看过，蒋又问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及其含意。
听完，蒋介石神色凝重:“今后，我们必须比从前更要依靠自己，更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
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7月22日中午，副官照顾蒋介石吃午饭，没有想到他吃到一半，东西全都吐出来了。副官将他抱起，放到卧榻上时，蒋介石突然昏厥过去。医生们只好在中兴宾馆成立一个急救站，动员“荣总”的医生、护士抢救。
翁副官立刻凑近蒋介石的嘴边，细细听着他犹如呓语的每一个字———“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
1975年4月5日那天，台北的天气特别闷热，晚上8点55分，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消息。
这也是最后的消息———等蒋经国从七海官邸火速赶来时，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给蒋经国留下任何遗言。
蒋介石死了，他的时代结束了。
（本文摘自《国共往事风云录》，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