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伤寒论》----前部。

求恋期

《伤寒论》毫无临床价值

　　

　　《伤寒论》是中医心目中无比高大不可动摇的经典，但是它的趣味性不强，
引不起阅读快感。在趣味性上，它比著名的笑话大全《本草纲目》差的太远。

　　研究一下《伤寒论》可知，古人原来是这样理解他们一筹莫展的传染病的，
这其实很有趣。但是，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微生物学、免疫学、流行病
学、抗菌药物、检验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对传染病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手段，
《伤寒论》的现实作用可以说同《本草纲目》一样，略等于零。它应该且只应该
成为医学史家研究的对象。

　　一、《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谈《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必须先做一个假设，即作者张仲景的生平是
可靠的，就是说他大约生于公元150～154年，死于215～219年。这当然是一个很
不靠谱的假设，有较真的学者考证，就像扁鹊、华佗一样，张仲景很可能也不是
历史上真实人物，《伤寒论》更可能是晋人王叔和的伪托之作。这些考证有理有
据，可信度更高。

　　根据张仲景是真实历史人物的假设，我们将镜头穿越到东汉末年。对于中华
民族，尤其是草民们，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恐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民不仅
要承受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更深重的苦难还有“瘟疫”。史家统计，公元
119至217年百年间（正是传说中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发生过几十次大瘟疫。仅
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时的医学对
于瘟疫的真正原因完全摸不着头脑，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因此死亡之惨重尤胜
于战争。尽管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但留下的文字记载足以使人对其悲惨景象
感同身受。

　　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覆
族而丧。”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
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并非是文学的夸张，实是苦难时代的素描。而据曹丕
回忆录：“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连著名公知“建安七子”也难逃其厄，七个竟然
一时死了四个。而“七子之冠冕”王粲据专家考证后来也死于瘟疫。

　　“建安七子”七死五，蝼蚁平民复何如？东汉末年大瘟疫究竟死了多少人？
是不是如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所说我中华民族在中医的护佑（忽悠）下，从无死亡
超过百万的传染病发生？非也！根据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
（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经过大瘟疫，仅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
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惨
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除去战争和灾荒的原
因，仅仅瘟疫所带来的人口减少至少也有2000万。

　　医圣张仲景躬逢其时，亲临其境，亲受其灾。他的家族本是望族，人口众多，
达两百余口，不到十年，三分之二死于瘟疫（他排除了战争和饥荒因素）。除了
哀叹外，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和努力？他写的《伤寒论》是怎样认识“瘟疫”的？
又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法？对后世瘟疫的治疗和控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伤于寒乎

　　19世纪后期，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了。经过巴斯德、科赫等科学家艰苦卓绝
的努力，人类终于逐渐弄明白了瘟疫的真正原因，随后才逐渐找到了有效的武器。
根据历史记载，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
寒、肺结核、麻风、疟疾等都曾袭击过中国大地，一个也不少。古人对这些传染
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过程一无所知，只能在漫漫长夜中展开无可奈何、
收效甚微的臆想。把所有的传染病一律笼统称之为“瘟疫”，表现出现代医学诞
生前人类中国古人对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惧。

　　张仲景把东汉末年爆发的大瘟疫称为“伤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他的传
染病病因学说。但这并非他的创新，《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大凡传染性疾病，几乎都有发热的症状，古
人想当然的推测，发“热”就是伤于“寒”。至张仲景则干脆把“伤寒”作为一
切外感热病的总称（不仅包括鼠疫、霍乱，也包括痢疾、疟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
感冒）。他凭什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史料，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
实地调查、疾病观察、临诊研究的记载，他所作的仅仅是“勤求古训”、“用思
精”。也就是说，张仲景不过是从《素问》等古书里得到启发，加上自己的苦思
冥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在探索方法上最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士
大夫长沙太守张仲景犯了脱离实际的方法错误，闭门造车的“伤寒”之论实际上
还远不如蛮族匈奴人对瘟疫的朴素认识。

　　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最早的
“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
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著
名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这说明
匈奴蛮族认识到瘟疫可以通过污染水源来传播，与医圣的“伤寒论”相比，这是
多么了不起的见解！现代医学在千年之后，通过无比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微生
物学研究才确定这一点。后人根据现代医学理论进行合理推测，汉军带回了匈奴
人馈赠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并潜伏下来，一伺外界环境成熟，就
大规模发作。病人排泄物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
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作为始作俑者，
匈奴人一样受到了“诅咒”，史料表明，随后百多年间，匈奴各部屡遭瘟疫，人
口锐减。同时，在汉王朝的打击下被迫西迁，疫病随之“一路豪歌”蔓延并扩散，
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均不能幸免，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正如考古学可以探知现代人类疾病几乎都存在于古人甚至史前人类一样；根
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情形，也可以大致
推测出其病原。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
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定
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这是一种由小型啮齿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也有部分
家畜），由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病毒引起的高死亡率烈性传染病。这种病
与“风寒”无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本《伤寒论》失去了其赖以立足的根
基。

　　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张仲景具有微生物的概念。但是，今天的中医在确凿的
事实面前仍然拒不接受微生物学，顽固而又愚昧地用风、寒、暑、湿、燥、火等
六淫外感之邪来解释传染病的病因，尽显其反科学和伪科学的丑恶嘴脸。用这种
完全错误的理论去治疗传染病，近2000年一无所获，只留下“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明代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曾大胆猜测“温疫之
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指出“瘟疫
之邪”自口鼻而入。他这种敢于突破古人思维禁锢的创造性思想彻底否定了张仲
景的错误理论，如果他有一台显微镜，很可能会早于列文虎克发现微生物。然而，
吴有性的创新观点被食古不化的主流中医无情地排斥和打压，错失了在传染病研究上取得突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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