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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对于传染病病因的认识在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在病理生理上
的描述又如何呢？
三、伤寒病理邪说
法定传染病共39种，包括在历史上肆虐横行的如鼠疫、霍乱、疟疾、天花、
流行性出血热等，《伤寒论》把这些外感热病统称之为伤寒。这几种可怕瘟疫的
病原体分别是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疟原虫、天花病毒和汉坦病毒，既有细菌也
有病毒和原虫，而《伤寒论》把这些可怕的微生物笼统“黑箱”为风寒之邪。几
十种传染病的病原、侵袭途径、病理各异，但在张仲景看来却很简单：自然界之
风之寒，吹拂于人体，其衣厚者无恙，衣薄者易病，如此而已。
《伤寒论》把传染病也即外感热病归纳为六经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
少阴、厥阴），无论何种外邪，都是自肌表，循六经，入脏腑，每一步都经历正
邪交战。比如张仲景认为：风寒之邪，侵袭肌表，首当其冲者为太阳经，这叫太
阳病经证（又分为中风、伤寒、温病三种）；若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
大肠，其所引起的病变叫太阳腑证（分蓄水和蓄血二证）；外邪进一步内侵，入
里化热，成阳明病等。这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也是源于取类比象思维，仿佛
攻城战，从城墙，循巷道，达首府，挡得住则胜王，挡不住则败寇。中医理论因
为类比让人一听就觉得很好理解，它的迷惑性也在这里，如果不站在现代医学的
高度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是很难批判中医的。现代医学有确凿证据表明，不同的传
染病有不同的传播传入途径，而不是遵循共同途径；“外邪”（病原微生物）侵
入人体后致病的机制也各不相同。
以腺鼠疫为例，人鼠间借蚤为媒介传播鼠疫杆菌。其侵入皮肤或呼吸道后，
首先在局部繁殖，随后迅速经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随后大量繁殖的病菌及
毒素入血，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和严重中毒症状，脾、肝、肺、中枢神经系统
等均可受累。再如霍乱，霍乱弧菌进入人体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饮食由口腔经胃到
小肠。经过胃时多数被胃酸杀死，少数通过胃酸屏障而进入小肠，粘附于小肠上
皮细胞表面并繁殖，产生霍乱肠毒素。从而引起肠液的大量分泌，出现剧烈的腹
泻和反射性呕吐。又如疟疾，受染的雌按蚊吮吸人血时，疟原虫子孢子随蚊唾液
直接进入人体血循环，约半小时即全部侵入肝细胞，在肝细胞内裂体增殖，然后
胀破肝细胞逸出成千上万的裂殖子进入血流并侵入红细胞，再发育成雌雄配子体。
在现代医学没有揭示这些真相之前，也只好由得中医们胡思乱想、随意猜测。
而现代中医们面对事实却往往辩解为不能用西医的思维和标准来理解中医。这其
实根本不是什么西方和东方的问题，而是真假和是非的问题。中医的概念从经络
到脏腑到六淫外邪全是虚拟的，关于外感热病的病理生理则全是想象臆测的，毫
无事实根据。现代医学则完全是实证的结果，每一条结论都有板上钉钉般的证据。
如疟原虫钻入红细胞的过程甚至可以用高分辨微镜技术进行拍摄，可谓铁证如山。
现代医学与中医的可信度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
一种医学，如果它对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象推测而
得出，它会是可靠的吗？基本理论不可靠，以其为根本依据进行的临床“辨证”
会可靠吗？再以“辨证”为根据进行的“施治”会有效吗？
四、辨证蒙治
《伤寒论》最伟大的“成就”（其实毋宁说是罪过）是确立了“辨证论治”
的法则，并从外感热病扩展到一切疾病，成为万世不易的临床诊疗纲领。这种法
则撇开了疾病的本质，使得后世中医不再费心费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
而是只需沉浸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法则”里，作纯粹主观的思辨玄想，
使医学沦落为算命术。张仲景罪莫大焉！
从历史事实看，《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影
响。瘟疫依旧史不绝书，死亡依然触目惊心。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
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尤胜
于东汉末年，死亡在2000万以上。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
行中，有任何名医以神妙的医术大大降低过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
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
发生根本改变。
1910年12月，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时俄、
日均以保护侨民为由，以兵要挟，欲独揽防疫工作（对我中华上医的不信任）。
清政府作出英明决策（说不定是他们作出的唯一英明的决策），派出纯正西医博
士伍连德（剑桥出身）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时年31岁，熟谙
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过程，采取了
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
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的成功说明，在抗生素和疫苗发明之
前，面对大爆发的传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即使
在今天，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假设没有现代医学，张仲景们对病人一个一个进行辨证再施治，就算治一个
好一个，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能精确辨证的神医？清代温病学被奉为《伤寒论》
的发扬光大，但是并无实质进步。如叶天士创立的以卫气营血作为辨证论治纲领
的理论，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一样不知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古人想不到天地间还
有一种看不见的“邪”叫做“微生物”，他们在病人身上用虚拟的经络、营卫、
三焦辨来证去，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而已。折腾出再多的学说、再多的学派、
再博大精深，还是一钱不值。而现代中医在科学证据面前仍然胡辨乱证，如果不
是蓄意欺骗则只能视为愚昧至极。
难道说《伤寒论》就一无是处？“辨证施治”虽然对瘟疫的整体控制无能，
对患者个体的治疗难道也无效？
根据推测，张仲景时代主要的“伤寒”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仅以此病为
例进行如下分析。流行性出血热临床上表现为五期经过，即发热期、低血压休克
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但是并不必然经过这五期，有些病人前期表现轻
微，仿佛直接进入多尿期；同在发热期也表现各异，并不都表现出全身酸痛、头
痛、腰痛、眼眶痛。该病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发热消退，给人以疾病康复的假象，
而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危险，如休克、肾衰竭、电解质紊乱、继发消化道大出血、
继发感染等等。第二个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过，似乎危险已经消除，但实际上
死亡多发生于随后的多尿期。
《伤寒论》的辨证基本就局限在发热期，这可谓本末倒置。《伤寒论》对重
要的生命征象和指标无能顾及，却孜孜不倦地穷究于是有汗还是无汗，是脉缓还
是脉急。有汗而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而脉浮紧者，属太阳病
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燥者，又属大青龙汤证等等。实际上这些看
似不同的“证”，其本质上的原因都是由汉坦病毒感染导致的全身小血管和毛细
血管的损伤，引起渗出、出血，造成各器官功能的异常。初期抗病毒治疗可能有
效，退不退热，发不发汗，与疾病预后全不相干；后期则以生命支持技术为主，
如少尿期的透析，消化道大出血时的止血和输血技术，多尿期的电解质紊乱调整，
重症时的生命监护等等才是治疗的重要手段。
任何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都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疾病的病因和病理也是如此。
虽然认识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不代表结果可以脱离事实。任何方法得出的
结论必须回归事实，必须以事实来验证是否正确。《伤寒论》采用了粗浅观察和
无限想象的方法，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与传染病的关系，也从未表现出任何有效的
防治作用。在《伤寒论》的误导下，中医理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不知道传染病的根本病因和病理生理，《伤寒论》的所谓“辨证施治”
只能是“辨证蒙治”。 “辨证施治”的神奇效果和《本草纲目》中各种荒诞的
“效验如神”一样，全是自说自话，迄今没有一例能经过严苛的双盲对照实验的
验证，其疗效永远都只能停留在中医支持者的嘴上。显然，《伤寒论》只有医学
史的价值，没有临床实用价值。清人张志聪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
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其后半句可以改为：不明《伤寒论》之谬
者不可以为医。而明知其谬却仍以此为医者则不可以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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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30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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