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中医大走出的非洲中医 （转帖）

“中华慈善奖”获奖者，无国界医生迪亚拉

　　迪亚拉博士，非洲马里籍，如今年过半百，在中国的时光已经占去了三十多年。1984年，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乐观地告诉迪亚拉：“中国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 这位马里国家公派留学生高兴地把三千法郎奖学金全送给了哥哥，只带了一条裤子，在那年深秋的一个半夜，跟同学们一起到达北京机场。当晚他就被冻哭了，想回家去。迪亚拉笑说，回头来看三十年的中国生活，大使馆那位文化参赞的话像是预言，妻子、孩子、事业，在中国，他真的什么都有了。迪亚拉选择在中国悬壶济世，扶贫救困，中国民间给他了一个“黑求恩”的美誉。随迪亚拉博士出诊，看一位位身心交困的病人在这位黑皮肤的医生面前，毫无保留地倾诉“我心里好烦”，而迪亚拉一边把脉，一边宽慰“不要叹气，会好的”，是相当有文化交融趣味的事情。在看诊的间隙，迪亚拉跟记者聊起1986年到1993年他在广州度过的黄金七年，道出那个时代马里人眼中不为人知的广州。

　　文：李文

　　在中国已经悬壶济世30年

　　在中国已经悬壶济世30年的迪亚拉，最近几年，开始拥有国家、公众赋予他的光环：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2008年，被评为“昆明好人”；2009年，获得云南省“抗旱英模”称号；2012年获“中华慈善奖”；2013年获“中国因你而美”10佳外国公益人士，被CCTV评为年度慈善人物。他近年与妻子儿女生活在昆明，却少有在家的时候，记者约访他时，他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要在看诊中间见缝插针地访谈：周六在江苏，周日晚在昆明，接下来一周在云南山乡出诊，24日到贵州讲课，25日到山东义诊，月底又在北京。作为无国界医生，迪亚拉也参与新加坡华人劳工群体的义诊与志愿帮扶工作。

　　迪亚拉的故乡在马里的第二大城市，尼日尔河右岸的塞古。“家里院子挺大的，父亲行医，我在家时也学的是西医。因为在城里生活，家族里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孩子都吃住在我们家。”迪亚拉说，在中国三十年，除了母语、法语、英语外，他现在讲得最好的是普通话。他觉得在中国，最尴尬的事情，是每个人见到他都叫他“非洲人”。“我经常跟这样叫我的人说，对不起，非洲跟亚洲一样，是一个洲，不是一个国家。”迪亚拉边说边拿起身边的处方纸，翻过来，用笔三两下勾勒出了非洲大陆的轮廓，边讲边划出几条线，又从上往下画箭头，“这里是我的国家，从肤色来看，从北往南逐渐加深，所以非洲人不都是黑皮肤，有白种人，也有与中国人相近的黄皮肤。在这块大陆上有五十多个国家。不过中国人通常只知道其中的几个名字而已，见面会问，老兄，你是肯尼亚的吗？要不是南非人？对马里有认识的少之又少。”谈起在马里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迪亚拉印象最深的是家里门口的大水瓮：“我们家临着一条大路，过往的路人很多。父亲交代家里的仆人每天把水瓮里装满凉开水，不管是谁，渴了就可以自己装水喝。在马里人观念里，对于陌生人，有三样东西，水、火、饭，只要对方开口讨要，是不能拒绝的。”

　　广州街头的见义勇为者

　　这种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秉性，始终留在迪亚拉身上。20岁，他以全国第64名的成绩，考取了国家公派留学生名额。“当时可以选择留学欧洲或者中国。”迪亚拉说，“但当时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鼓励我来中国，说中国需要我这样的人，我于是选择了中国。”1984年9月底，辗转坐了4天飞机，迪亚拉跟同学们一起飞到了北京。在北京学了两年汉语之后，马里国家政府决定送迪亚拉到广州学医。在专业方向上，迪亚拉思量之后，决定既然在中国，就学中国特有的东西，于是填报了中医方向。1986年，迪亚拉入读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针推系本科，本科毕业之后是硕士，开始了在广州长达七年的学习时光。

　　当年的广州是什么样？“全国各地想要淘金的人都往广州涌，寻找第一桶金。”迪亚拉说，“当时，还没有小北‘巧克力城’，没有什么做贸易的人，来的基本上都是非洲留学生。我记得，当时在广州中医学院大概有6个非洲来的留学生。比较多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和当时的中山医科大学，华农有50多位非洲留学生，马里的学生有十几个，基本上是学农业、机械、兽医类的专业。中山医大概也有几十个。学医的占多数。”

　　初来广州的迪亚拉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文化休克”。“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忙挣钱，什么都能变成钱。但社会治安也不好。我和同学们在三元里的学校附属医院上夜班，出急诊，有时会遇到械斗受伤的人，用刀威胁我们不能报警，不肯住院，伤口缝合了就扛走。一次，下班路上，走到火车站附近，遇到一个光膀子的壮汉抢路人的包，后面被抢的人都呆住了，只会大喊，我的包啊，我的二十万啊。当时的二十万是非常大的一笔款子。后来才知道被抢的人是外地来广州买设备的厂长。当时，我见状马上去帮着追抢匪，叫路口交警帮忙，两个人都按不住那个壮汉，后来有警车开来，才把抢匪制服。在我们的国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穿制服的人。”

　　当年马里留学生

　　学习之余开始经商

　　迪亚拉认为，广州是中国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城市，大家各自闷声发财，相互也能交朋友。“我们与老广州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少，但跟周围同学、老师相处得非常融洽。经常跟老师到外面义诊。”迪亚拉说，“当年，只有亚洲和非洲的留学生拥有中国国家给的特别购物证，可以到香港购买免税商品。每人每年每种电器商品可以购买一件。当时，我们这些非洲国家的留学生拿三份奖学金，自己国家给一份，中国给一份，学校给一份。1986年，马里学生在广州时，一个月可以拿到200块，国家还有补助的法郎，比我们学校教授的工资要高出许多。大家都可以利用便利，去香港购买内地买不到的电器产品。我买的东西不多，我记得我去香港买过一台小冰箱，还有一个录音机。当年我们马里同学中，有一个头脑特别灵活，开始懂得每年收集那些不用买东西的学生们的证件，来代购抢手的港货。这些留学生中的一些人，因此致富，其中，有的已成为当今广州非洲商团的头领。广州这个城市也成为吸引各国客商的国际码头，云集后续几十万的非洲商客。当然，二十年间，在非洲的中国人，也超出了这个数字。广州的社会工作也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开始以国际都市的开放观念去处理问题。在这方面，如果能积极培育来自民间的社会组织，会更有利于管理和公益事业的发展。”

　　娶了个成都女人

　　你愿意与非洲裔的黑皮肤人群为邻吗？你愿意将女儿嫁给非洲裔的黑皮肤男人吗？简单的问题，可以看见我们内心一些隐藏的歧视观念。1994年，迪亚拉到成都读博士，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两人相爱了。妻子是成都人。“见家长的时候，她的父亲掂着刀把我赶了出来。她的家人也都纷纷反对，说找外国人可以，但不要找黑人。”迪亚拉说。但两个人没放弃，相约只有父母双方都同意，他们才结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迪亚拉在成都的中医界开始做出了名气，有一天，岳母大人听人说有个外国人中医看得不错，慕名来问诊，才发现是被拎刀撵出家门的那位。聪明的迪亚拉赶紧对岳母说：“阿姨，以后我下班路上去家里给你治疗，不用钱。”就这样，迪亚拉用每天风雨无阻的拜访最终打动了岳父岳母大人。婚后，两人生了一儿一女，“我本来希望他们都能上普通的学校的，但是儿子的肤色被同学们嘲笑，没办法，就送去了国际学校。出生在昆明的女儿《三字经》背得烂熟，除了皮肤以外，已经是完全的昆明人。在马里的法律看来，她是中国人。但十八岁时，她可以自己再选择一次国籍。”一个开放社会的理想前景，是不以肤色、收入、地位看人。“黑求恩”还是“白求恩”，肤色无关是非，心中境界才是关键。

　　“能治好疑难杂症，

　　是因为他太有爱”

　　在医学领域，迪亚拉擅长针药并治，治疗心脑血管、冠心病等中老年疾病，在妇科月经调理方面也有丰富经验。他师从“靳三针”靳瑞教授、“神针杨”杨介宾、名老中医孙光荣教授等名家。在他出诊时，除了“望闻问切”、行针用药之外，还做一些心理辅导，病人总愿意向他诉说心事。他说自己年轻时在马里学的是全科西医，到了中国改学中医，更明白“七情内伤”，疾病与心理有时根本分不开，中医更应该是全科医生。周围朋友评价迪亚拉，“他之所以能治好别人治不好的疑难杂症，是因为他太有爱了。”

　　到云南以后，除了自己出诊、义诊，迪亚拉的工作重心转为为基层偏远乡村培养乡村医生。他经常行走在红河州、香格里拉一带的少数民族村寨里，改善乡村基本的公共医疗环境。讲到这些，迪亚拉讲了不少工作中实实在在的具体经验：“下乡义诊之外，我们也跟干部、村民一起开座谈会，用大家最容易明白的方式，搞清楚在这个村子里最缺什么。一次，我们用了短短两个星期，就完成了9公里外引水的工程，而且相比别人开价的60万，我们只用了12万。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一些寨子里的孩子从来不穿鞋，而周围有些人畜粪便，这使得寨子里孩子有蛔虫的比较多。其实，降低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很容易，我通常教他们打扫卫生、保持饮用水干净。另外，让他们在家门口放盆石灰，吐痰就吐在石灰盆子里。隔一段时间拿去太阳下暴晒。这些并不怎么花钱的方式就可以很有效地改善了社区的卫生环境。”

　　迪亚拉在蒙自成立了专门的培训中心，免费培训山区村寨零基础的赤脚医生。“拉祜族第一个乡村医生就是我的学生。他们有些根本不懂汉话，每次培训，我就请人慢慢翻译给他们听。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药材，各村寨也有自己的本地经验。我专门写了一本书，跟中国的中医典籍中的用法进行比对，弄清这些药材的药性和使用方法，再教给这些学生。”

　　迪亚拉说，“培训课程一周到一个月，分不同等级，教这些山寨乡村医生，往往要用最容易接受的游戏方式，告诉他们医学上最实用的基本常识。培训完全免费，送他们走时还会都配上‘三大件’——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白大褂、药品和医学书籍也是会配给每个乡村医生的。”最让迪亚拉骄傲的，是他在红河州寨子里指导出来的乡村医生，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在他的指导下，针药并用，治好了一位阿婆严重的中风。

　　改善乡村公共卫生环境，培养乡村医生的钱从哪里来？迪亚拉说：“我常跟人说，我是大乞丐，联合国、国内国际的医疗援助组织，一些企业、私人朋友，都是我乞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