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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如何让华人社区消亡殆尽？
虽然华人在古巴的势力不足以与西班牙后裔和混血人种相提并论，但是在小商业上殷实的基础还是让他们觉得在岛上立足已稳。华人在古巴的历史也要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从1847年到1874年，从东南沿海流向古巴的华工数量达到了14万之巨，19世纪末古巴华人开始经营自己的小生意时，美国发生了排华浪潮，加州华人逃往古巴者为数甚众。这些人原本已经小有产业且经验丰富，很快壮大了华人的实力。从奴隶劳动中解放的华人涌入哈瓦那，从事各种小商品和劳动行业。到20世纪初，货店、佣人、理发师、卷烟工人、园丁、鞋匠、洗衣工人、泥瓦匠、铁匠、木匠、饭店业主等等都有华人的身影，哈瓦那的华人总数达到10万以上，在杂货铺、洗衣店和生果店等行业更是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华人商业集中的桑哈街一度成为整个美洲规模最大的唐人街之一。截至20世纪中叶，古巴的华人资本尚有杂货店1667家、蔬菜店720家、洗衣店591家、餐厅281家，农庄20座，其它的企业如烟厂、药店、首饰店、影像馆、戏院、报社也都十分齐备。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打破了华人社团的平静生活。1953年26岁的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华人圈子没有意识到自身未来可能与这个小伙子息息相关。乃至1959年的元旦巴蒂斯塔逃离哈瓦那时，那里的华人仍然视之为一般意义的小骚动。毕竟，哈瓦那的华人经历过多次政权的更迭，从美国的军事占领到巴蒂斯塔的政变，骚乱的结果不过是换了高层来统治，对于小商业没什么实质性影响。甚至在卡斯特罗率军入城之日，华人总商会还依照惯例在报纸上刊文庆祝新政权的到来。革命政权最初的政策很能博得华人好感：土地和房租改革正好迎合了无地无产华人的“均田地，减租赋”的古老东方农民的理想。为了赢得新政权的青睐，华文报纸甚至提醒同胞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因为祭祖烧纸钱这样的小事破坏了政府对华人的印象。
实际上，古巴革命后最先遭受损失的就是华人社区。革命伊始，古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市场的物价飞涨。1959年1月，商务部便出台规定：大米的配给和价格要有限定，且商店的利润不得高于百分之十二。古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或许并没有刻意针对华人，但在执行中打击范围最广的就当属华商了。随后，政府将利润限制扩大到了几乎所有日用品，规定了百分之二十的最高利润，市场份额很高的杂货铺变得无利可图。雪上加霜的是，卡斯特罗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将古巴的关税提高了50%之多，这使得从中国进货的小商铺几乎断了货源，一向小本经营的华商难以为继。由于市场失稳，古巴政府不得不持续调整物资定价，不时出现的调价谣言让华人商贩人人自危。单纯的价格管制也不足以缓解财政危机，收取中间税又成了应急之策，从1960年开始，名目繁多的杂税如溢利税、运输税、买卖税等进一步压缩了小商业的生存空间。
噩梦还没有就此终结，1961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引起了华人社区的两次震荡。第一次震荡是由于政治倾向，所在国家与母国站在了同样的意识形态阵营并没有让古巴华人兴奋，因为此地的华人社区中，亲国民党的人士为数不少。古巴侨界的重要人物蒋赐福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而古巴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也一直延续到1960年9月。与台湾断交后，古巴的中国银行被接收，由此还引发了一场挤兑风波，更有谣言说卡斯特罗将会把华人社区中的**人士引渡回大陆交给中国政府惩办，这无疑加剧了华人的恐慌，当地华文报纸也不得不频繁刊文稳定大家的情绪。尽管如此，还是有多达3000个华人家庭在革命后离开了古巴。他们的命途从此不得而知，而留下来的华人面对的却是更严峻的环境。既然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国有化的进程就难以避免了。1961年开始，华人企业就逐步被收归国有，继商业之后，华人工业也落入困境。最先遭到厄运的是一家面线制造厂，1961年末这家工厂的机器、汽车、存货和未收款项都被收归国有。随后，古巴华人的烟厂和杂货店也都被纳入国有化的范畴，甚至哈瓦那的华人墓地也在1967年被收归国有，只是仍交由中华总商会管理。到了1968年，零星的国有化举措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私有化运动。是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面向全国的实况转播讲话，宣布革命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小贩宣战”。他先公布了一个针对街头小贩的调查报告，宣称绝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他们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和多数人生活物资的匮乏负责。小贩们不参加革命组织，不参加义务劳动，利用摊贩非法赢利、剥削人民，目无物资配给制，从黑□进货，他们还是提出移民美国的人最多的人群。虽然华人没有占据街头小贩的大多数，但是小生意的从业者却占据了古巴华人的很大比例，这番“革命攻势”使得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私营华裔社区经济几乎不复存在。更有甚者，由于国内经济的颓势和对外关系的紧张，古巴在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实行外汇统制。古巴在革命前的外汇储备主要来自于糖业出口、旅游和国外投资，革命之后由于与美国关系恶化，旅游业和国际投资都有所减少，国际糖价则持续走低，其外汇储备十分吃紧。古巴华人家属很多还居住在国内，依靠侨汇补给家用，但以1960年为例，古巴准许向国外汇款的数额仅为以往的三分之一，后期虽有放宽，但也是十年后才恢复革命前水准。据华文报纸统计，革命后古巴华人的平均收入下降了三四成，在这样的光景下，手有余款的华人还是难以将钱用出去。
由于汇款有限制，许多华人决心归国营生，但这也困难重重：一是汇款困难，手里的财产难以转移回国；二是一票难求，一位华侨在家书中提到，即便愿意支付高额的回程机票，也得排上两三年的队才轮得上。尽管如此，在古巴生计无着的华人还是经由苏联归国，也有许多偷渡到美国。据一位学者的统计，仅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县城，就有革命后从古巴迁来的华裔3000人。华人急于离开古巴一方面基于经济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时局艰难，很多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得加入古巴籍，以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革命后两年的1961年，在古巴中华会馆登记过的9002人，此时加入古巴籍的有1955人。
留在古巴的华人要面临的不只是物资短缺，还有族群的困境。卡斯特罗的观念中，新的古巴公民是一群不分种族的“古巴人”，因而官方刻意淡化了种族的区分，消灭小生产者和私营经济使得旧有的贫富和社区界限已经模糊，1969年卡斯特罗又动员全民投入“一千万吨糖”的宏大目标中。他宣布取消1969年所有假日，将1969年和1970年的头七个月并在一起算作一年，让这一千万吨糖“将古巴变成巨人”。这类似于中国大跃进的举动无非是要让全民一致奔向一个乌托邦，由于全民投入，原本维系社区和族群的文化产业就不得不被搁置在一边了，到60年代末原本四家华文报纸只剩下光华报一家，而且这仅存的报纸在70年代还常常因为没有纸张和缺乏资金而暂停出版，维系华人社区的文化特性也就此渐渐消弭。
结语
由于没有新移民的输入和大量华人人口外流，到了80年代，在古巴只有大约300名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代侨民，而随着与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的通婚，新生代的华人的族群意识已经非常淡薄。如今走在哈瓦那的大街上，昔日的“中国城”只不过是小牌楼后面的近十家饭馆，而大家认可的华人文化也仅仅是过年过节舞狮子、耍龙灯，曾经繁华一时的华人社区在一场“革命”之后，消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