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长生和他的团队在非洲吃尽苦头，换来了超过220万人次参加全民服药，实现疟疾零死亡的骄人成绩

　　今日特稿

　　羊城晚报记者 刘颖 王倩 黄丽娜

　　非洲离广州有多远？要从广州先到香港，从香港飞埃塞俄比亚，再从埃塞俄比亚飞坦桑尼亚，才能转到科摩罗，全程要一个星期。

　　疟疾离广州有多远？很多年轻的医生甚至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疟疾患者。然而，有一群广州的年轻医者，却不远万里地跑去非洲，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科摩罗一待就是8年。

　　这8年，在宋健平教授的带领下，80后的邓长生和一群比他更年轻的医者、医学生一起，见证了科摩罗这个东非岛国从疟疾阴霾中挣脱出来的过程。在科摩罗人民眼中，无偿无私奉献的他们成了“来自中国的白求恩”。

　　1981年出生的邓长生是个江西小伙，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2007年，正师从宋健平教授读研的他接到导师分派的任务——前往科摩罗防治疟疾，那时他才25岁。“说实话，当初进入青蒿素抗疟领域，只是为了能顺利毕业。”他说。

　　转眼到了2015年，科摩罗可以说已获重生，已经33岁的邓长生则说：“现在的我好像更适应非洲的生活。”

　　彻底崩溃

　　无奈现实

　　每个队员都被传染过恶疾

　　虽然科摩罗被称为西印度洋上的“月亮之国”，但令邓长生感到留恋的非洲生活却绝对不浪漫。

　　当年，邓长生被要求加入“中科项目”第一批工作团队，他二话没说答应了。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有过在柬埔寨的简朴生活过渡，去非洲应该也能适应”。

　　然而，初到科摩罗，邓长生的心理底线立马崩溃。科摩罗每天常规的供电时间仅8小时，“烛光晚餐”成为常态；为防被蚊虫叮咬，邓长生和队友们晚上8点后就得爬进蚊帐；当地网络不发达，团队只能每人每天轮流上1小时网；而久旱不雨时，他们甚至只能用水坑中的脏水洗漱。

　　最不习惯的还是饮食。邓长生说，他最长有两个月没吃过青菜，平时的肉食最多便是冷冻鸡肉，如果有队友下乡调研带回一只土鸡，那便是难得的佳肴。

　　队员们说，在这里才能充分体现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菜，我们就从国内带种子过去种。因为科摩罗是火山岛，没有土。要种东西前，需要先买土。买了土、播了种，发现老是不发芽，后来才注意到，小芽一发出来，就被当地的蜗牛吃掉了。于是又想到用塑料袋包住新芽。”

　　这是一群医者，但是当地不洁净的饮用水，却让每个队员都有过身患传染病的经历。“莫埃利岛项目，我们先后去了最少6批队员，不少于50人次，最多的时候营地有14个人常驻，但是霍乱、登革热、痢疾等流行病依旧挥之不去。去年年底临回国前，还有一名医生因为登革热发烧了两个星期，只能连续几天打点滴才上了飞机。国内很容易就能治好的疾病，在当地因为缺医少药，都变得很危险。”

　　无奈现实

　　“你们就是来‘砸饭碗’的”

　　科摩罗的疟疾有多严重？官方统计数据只能显示其冰山一角。

　　邓长生回忆说，在科摩罗，父母一般都要待孩子5岁以后才给他们取名，“因为很多孩子活不过5岁”。但即便疟疾肆虐，邓长生和队友们的抗疟工作仍遭遇了诸多不理解。阻力之一竟是来自当地基层的医疗机构。

　　多数科摩罗家庭都有人因疟疾住院，邓长生去调研的诊所往往爆满，大部分都是疟疾病人。每治疗一次疟疾的费用大约要100元人民币，但当地人每个月的平均收入仅500元上下。因为疟疾，医生成了当地收入很高的职业。这样一来，邓长生和队友便成了医疗机构眼中“来砸饭碗的”，各种不配合也在意料之中。“有个留过洋的卫生局局长，对我们有一些偏见。之前说好要配给我们的派药车不给，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卡着不给。”

　　无奈之下，邓长生将目光转向了当地政府。他多次造访科摩罗卫生主管部门，向他们宣讲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以寻求政策支持，最终扭转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反对态度。成功“曲线抗疟”，邓长生说这是日久见人心。“我们每天到处调研，宣传疟疾知识，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觉得我们是做实事的。” 

　　百折不挠

　　总统没去过的村他们都去了

　　阻力之二来自当地居民。援助团队在当地推行全民服药方案，给当地居民派发3轮抗疟药Artequick，每轮间隔1个月，让疟原虫无法经过人类宿主传播达足够长的时间来根除疟疾。但这一方案遭到了部分居民的拒绝。

　　“科摩罗人对中医药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们只能一点点做说服工作。”原本计划用1个月时间来做宣传发动，但实际上他们花了4-5个月的时间才真正让当地人相信青蒿素的治疟疗效。由于“全民服药”的治疗方案和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国家推广的治疟方案非常不同，邓长生他们又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科摩罗医务人员沟通以达成共识。“计划2006年12月启动的项目，实际上到2007年11月才真正实施。”邓长生和队友们在当地组织了一支4000人的派药员队伍，每人分区挨家挨户拜访。遇上不愿配合的，除了三顾茅庐外别无他法。“一家人登门拜访三四次很平常，很多村子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邓长生所在的莫埃利岛有27个村子，他和队友们都跑遍了。他笑说，“科摩罗总统没去过的村子，我们都去过了。”

　　浩大工程

　　说服3万人集体吃中国药

　　团队在科摩罗打响的第一个战役，是在3万多人口的莫埃利岛。3万多人同时服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邓长生的设想中，最难的是组织，“我们雇佣了300多名当地人，一部分是发药员，每人负责200个人的发药，看着他们吃下去，并且做好记录。还有一部分监督员，监督发药、服药情况。”

　　这个浩大的工程，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心布置，“最简单的环节，比如发钱。当地的银行很少，发药员、监督员、司机、中午负责发放盒饭的服务人员，都是临时雇员，需要现金结算。我们的会计只能随身背着几百万当地货币，到处跑。”

　　从莫埃利岛到昂岛、大科岛，8年里，在这支青蒿素抗疟团队的不断努力和坚持下，科摩罗全境通过全民服药，最终实现了疟疾年病发率减少98%，2014年疟疾零死亡的巨大进步。

　　劫后重生

　　科摩罗少了医院多了酒店

　　超过220万人次参加全民服药，实现疟疾零死亡，发病人数下降98%……这些数字的变化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邓长生说，最直观的感受是：以前人满为患的基层医院，如今人很少。有相熟的医生跟他开玩笑说，你看，你把我们的生意都弄没了。团队中请假的人也少了。“以前我们的科摩罗派药员中，隔三差五就有请假的。一问都是发烧、头晕，这是疟疾症状，但现在很少有人请假了。” 

　　相反，科摩罗的酒店数量多了。2007年，邓长生刚到科摩罗时，全国最大的酒店仅有30来间房，但这两年的酒店数量越来越多。与游客人数同时增加的，还有前往科摩罗的航班。2007年，邓长生从广州出发去科摩罗要耗时5-7天，现在只需在肯尼亚转一趟机，24小时内就可到达。

　　当地居民的态度也变了。“2007年刚到的时候，他们都有些戒备心，看我们的眼神不是特别友好。”情况在2008年便有所转变，汶川地震发生后，一名科摩罗当地派药员把当月的所有收入都捐献给了中国使馆。

　　邓长生也变了。8年前，他是在读研究生，抱着做完课题才能毕业的心态来到科摩罗，最忙的时候，他每年只能在春节期间回家一趟。8年后，随着科摩罗患疟人数的骤减，他如今只需每个季度去科摩罗半个月，大部分时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里做科研。

　　邓长生说，以前是去非洲很不适应，现在回广州反而不适应了。“广州的空气真没有科摩罗好嘛。”他笑说。

　　邓长生的队友们也变了。在科摩罗，他的35个队友大多是80后，目前已经在科摩罗累计工作了近7000个工作日。对于另一个即将开始抗疟援助项目的非洲国家马拉维，邓长生笑称，他已经“忽悠”了一批90后队员，踏上新一轮的非洲之旅。